【摘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达，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书法是中国革命的文化表达。贯穿毛泽东理论世界和诗词世界的一个最显著特色，是毛泽东用典。毛泽东用典以讲好中国道理、中国故事为中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运用基本历史事实，说明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是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文化巨人。毛泽东最重大的文化贡献，是他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世界、雄视千古的诗词世界和大气磅礴的书法世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达。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书法是中国革命的文化表达。而贯穿毛泽东理论世界和诗词世界的一个最显著特色，是毛泽东用典。

　　毛泽东用典，满腹经纶、挥洒自如；炉火纯青、妙趣横生；琳琅满目、气象万千。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是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一、以讲好中国道理、中国故事为中心

　　毛泽东著作（包括毛泽东诗词）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部鲜活的中国革命史，一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以讲好中国革命道理和中国革命故事为中心，是毛泽东著作也是毛泽东用典的鲜明主题主线。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时，讲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说：“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接着说道：“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改造并活用了坐井观天、开天辟地、三皇五帝等成语，雄辩幽默、亦庄亦谐，生动而又极有说服力地说明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这就是毛泽东用典的魅力。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天凌晨，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果断行动，在西安扣留了坚持反共卖国的蒋介石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转变的关键。但在当时，党内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2月28日，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毛泽东来到寨子山下的窑洞前，向红军大学的学员作报告，解释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听众一千多人。在报告中，毛泽东风趣地说：陕北的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要既联合又斗争。毛泽东这一席话，以小喻大，深入浅出，将大家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陕北毛驴和逼蒋抗日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说得大家高高兴兴又心服口服。

　　战争问题，是造就和检验一个伟大人物的最好试金石。列宁领导的反对白党的内战，反对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用了３年多时间。斯大林领导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用了４年多时间。而毛泽东从1925年国共两党联合进行北伐战争，到领导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战争等，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经过伟大战争舞台和战争实践的锤炼，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战略思想、战争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当局加紧对国民党实施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战略，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1938年12月12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离开重庆，经河内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全国抗战的政治形势在继续恶化。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使毛泽东更多地思考靠什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夏，由于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7月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师生们赠给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即席发表讲话。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给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那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是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哪有不听之理，这也是使同盟者进步的好方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40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18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都搞不好。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35路。这一条我们应该紧紧抓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指出，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18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指出，我们的革命队伍里，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于任何困难都不怕。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是毛泽东对三大法宝的最初表述，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识。三个月后，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参加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是“三大法宝”的概括者，也是“三大法宝”的主要运用者。“三大法宝”的概括和运用，生动活泼，神采飞扬，极其准确，极其精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

　　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毛泽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巨大的精神宝藏，充满无穷无尽的智慧力量，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博览群书，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他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应采取的方法，“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特别喜爱中国史学和古典文学。四千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四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通读了的，不仅通读，而且有的部分读了多遍，写了大量批注。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在毛泽东藏书中他圈划批注过的古典诗词就有1590多首。他欣赏诗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尤其喜爱李白、李商隐、李贺、苏东坡、辛弃疾、范仲淹、陆游、陈亮、张孝祥、岳飞等的诗词。毛泽东读史、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是从中把握历史规律，汲取精神营养。所以以史为典、以诗为典成为毛泽东用典的主体。在毛泽东著作中，运用了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断、中国古典文学典故、中国成语、中国寓言和古诗词，包括大量民间口语、俗语，俯拾即是，蔚为大观。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论述了实事求是。什么是实事求是呢？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经毛泽东使用现代语言讲解阐发，这句古代成语重新被赋予新的生机，不但让人听得懂，而且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能检查，很快在干部群众的思想上扎根，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讲话，在回顾党的历史时，他说：“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这里毛泽东用《庄子》中“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典故，来说明中国共产党24年由小到大的历史进程，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中，用三句中国古语讲了我们党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方针。他说：“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这三条方针，一句出自《老子》，一句出自《左传》，一句出自《礼记》，毛泽东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极大地增强了讲话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闭幕词，题目就叫《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响亮口号。

　　三、运用基本历史事实，说明现实问题

　　毛泽东讲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摆事实，讲道理，是毛泽东讲话、写文章的基本方法。除了始终对现实情况深刻了解洞察外，毛泽东还特别注意运用基本历史事实、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说明现实问题。这一点，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极充分的体现。

　　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毛泽东一首《七律长征》，只用56个字，就概括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长征壮举，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无限风光。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毛泽东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同样只用56个字，绘就了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雄伟历史画卷。中共中央军委用电报把这首诗发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批判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讴歌了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他引用了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确实是胜利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用这个典故，歌颂了工农红军奋起革命、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磅礴气势和英雄气概。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讲到民主集中制时，引用了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毛泽东讲的这个霸王别姬的故事，反对官僚主义警钟长鸣，有力地教育了全党。

　　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他特别善于总结和运用历代战争的成败案例来说明中国革命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历史上的著名战例，例如，新汉昆明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他特别重视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关于流寇思想》一节里，他尖锐指出：“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黄巢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10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李闯即李自成，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在攻入北京后不久就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毛泽东特别重视李自成的教训。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时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用黄巢、李自成的故事，以史为鉴，准确、鲜明、生动地说明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

　　熟悉历史，自然熟悉历史人物。《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涉及历史人物数百人。毛泽东特别推崇鲁迅，他写过《论鲁迅》《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还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引用鲁迅的话。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提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的方向。他说：“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毛泽东的演讲既抓住根本、切中要害，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引起了作家、艺术家们的强烈共鸣和积极响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问题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老祖宗。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是毛泽东毕生的事业，也是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特色，是毛泽东用典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从1920年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来，毛泽东一生没有放弃对马列著作的钻研。他多次向全党及党的高级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毛泽东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他把理论联系实际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毛泽东选集》４卷共159篇文章，有60多篇文章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论述和观点。

　　1930年，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作“本本主义”，他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断，来说明和强调理论的极端重要性。1937年8月，在《矛盾论》中，他强调：“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1941年，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毛泽东再次引用列宁的论断，强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他说：“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著作中，继承了毛泽东用典的优良传统，大量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故，展现了高度的思想能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紧紧依靠人民，不断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加强战略运筹，把握战略主动，这样我们就能胜利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胜利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转载自党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