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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来源:2022年第9期《党建》杂志 | 发布日期:2022-09-13
“十个明确”研究述评系列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杨德山 崔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其中,“第十个明确”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研究成果。


研究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理论界对于这一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三个方面。一是生成逻辑。有研究认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提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着眼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党的领导高度定位与审视,为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科学内涵。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重要论述蕴含着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指导方针、鲜明主线、总体布局、任务要求、根本目标等核心内容,体现了其内在的科学性和整体性,是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纲领。三是基本特征。有研究通过比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加了“全面”“长期”两个关键词,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更新为“5+1+1”,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定语调整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认为这些变化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系统思考和科学谋划,具有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系统化的鲜明特征。

2.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基本要素,将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特殊意义的构成要素贯穿其中,这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支撑和有力抓手。理论界从历史演进与科学定位、结构关系、基本特征三个方面对这些构成要素进行多角度阐释。一是历史演进与科学定位。关于历史演进,理论界认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具有历史传承性,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关于科学定位,理论界从方略论、措施论、范式论角度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定位为顶层设计、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战略部署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范式等。二是结构关系。有研究从总体布局的内在和外在关系角度审视其应有之义,认为总体布局的内在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各项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上;从外在关系来看,总体布局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实践,擘画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整体框架。三是基本特征。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行的丰富和发展,在范围上具有延伸性和丰富性,在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在整体布局上具有有机性,在架构上彰显体系化和动态性。

3.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研究。理论界从理论、历史、现实和文化层面展开,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建设重要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优良传统,是党百年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是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和党的建设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关于政治建设的科学内涵,理论界聚焦于目标论、系统论、要素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涵盖政治信仰、政治领导、政治能力、政治生态四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之魂、生命之魂、奋斗之魂。关于政治建设的着力点,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应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层面发力;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中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4.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研究。理论界从思想建党的历史出发,聚焦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设重要论述的创新之处。理论界通过对重要论述进行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分析,认为其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坚定理想信念是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定理想信念需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上,阐明了共产党人因理解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意蕴;在于强调理论武装是思想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为党和人民的新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在于明确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思想建设的核心任务,需要抓好党性教育、注重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其关键在于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的制度化,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制度规范。

5.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研究。理论界的研究集中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密组织体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等重要论述上。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重要论述,一方面体现在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上。理论界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密组织体系的地位、遵循、保证等重要论述中得出党的组织体系是一个紧密衔接的有机整体,组织建设必须依靠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另一方面体现在选用新时代好干部和优秀人才的工作着力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干部人才的选拔任用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研究聚焦于此,认为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鲜明特征。

6.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研究。理论界聚焦于重要论述的价值考量、本质凸显以及实践品格。一是价值考量。理论界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将作风建设置于关系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地位,彰显出发扬优良作风、克服不良作风的坚决态度,其核心要义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二是本质凸显。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作风建设的本质是党性的凸显,改进作风靠党性涵养,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三是实践品格。有研究认为重要论述表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纠正“四风”,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这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体现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灵活性,表明我们党掌握住了“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利器。

  7.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研究。理论界关注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等重要论述,从纪律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内涵和外延等方面展开研究。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强调党的纪律建设的同时,把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建设的一大创新。也有研究认为将纪律的内涵拓展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将纪律的外延涵盖到党的政治规矩,并强调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政治纪律,政治纪律的核心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应在强化教育、注重执行、制度保障上下功夫等,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纪律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

  8.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理论界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制定和执行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研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制度建设的科学内涵作出明确规定,认为其主要包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体来说是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通过各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建设完善和贯彻执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关于制度的制定,有研究指出其目标在于破旧立新、推陈出新,从内容来看在于务实管用、与时俱进,从程序来看重在调查研究、回应群众期盼和实际需要,从长远发展来看重在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关于制度的执行,有研究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执行存在的“稻草人”“破窗效应”等问题,认为严格执行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

  9.关于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研究。理论界的研究集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重要论述的重要性、价值追求、基本方针以及“四种形态”效用等方面。一是重要性。理论界高度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决反对腐败“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有研究指出腐败问题是影响一个国家人心向背、制度更迭、政权兴替的关键变量。二是价值追求。理论界认为权力腐败与人民政权根本对立,反腐败斗争是赢得党心民心、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密钥”。三是基本方针。理论界从习近平总书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论述出发,认为“三不腐”是破与立的有机整体和系统工程,应一体推进,保持“不敢腐”刚性约束的高压态势,抓住“不能腐”制度约束的关键举措,打牢“不想腐”柔性约束的思想基础。四是“四种形态”效用。让“红红脸、出出汗”常态成为“不想腐”的基本方法,让“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和“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成为“不能腐”的法规尊崇,让“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成为“不敢腐”的雷区禁忌。

  10.关于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研究。理论界的研究集中在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要义层面。一是必然要求。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论述体现了党的政治属性,关乎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是针对党内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作出的战略部署。二是核心要义。有研究从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性质、主体和形态展开分析。从性质看,“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从主体看,管党治党是各级党委的责任,也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有研究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管党治党的关键出发,阐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靠自上而下、同级之间、自下而上的方式加强对“关键少数”监督执纪问责的相关论述。从形态看,管党治党责任包括领导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有研究从党内问责制度是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出发,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法规依据,认为党内问责制度体现了党以初心使命为根本、抓“关键少数”为导向的内在逻辑。

  11.关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新论断,把自我革命提高到新的境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个重大创新成果。理论界对此从自我革命的定位,自我革命与“四自能力”、社会革命以及党的建设的关系等多重角度展开深入研究。一是自我革命的定位。有研究认为勇于自我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和优势,是在革命斗争中锻造出来、在历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没有丢掉老祖宗”,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力量源泉。在文化维度上,有研究认为自我革命鲜明品格的内在动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革命强调在自省中认识和纠正错误,正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内容,是世界上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二是自我革命与“四自能力”、社会革命以及党的建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理论界对此展开了阐释研究。关于自我革命与“四自能力”的关系,有研究认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自能力”是自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我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抓手与关键切入点。关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党的建设的关系,有研究认为三者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行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前提和根本保障,依据社会革命的目标需要适当转变、创新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在推进社会革命中自觉进行自我革命等。正是在对其内在逻辑的理析中,理论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认识更为深入深刻。

研究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成效显著,管党不力、治党不严情况得到了根本性转变。理论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进行了全景式、立体化研究,成果丰硕,呈现出下列主要特点。

一是思路上展现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特点。无论是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还是专题性、针对性研究,理论界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关怀,既溯及重要论述形成的历史渊源,又回应现实,很好地阐释了思想继承和超越的关系;同时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源于实践,是在坚持问题导向中认识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总结经验、得出结论,并在以新的理论观点指导新的实践中产生。

二是内容上呈现系统性、专题性互补状态特征。理论界运用系统化、结构化思维,从产生根源、重要性和必要性、核心内涵、现实路径、理论品质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展现了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同时对若干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补足精神之钙”“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两个伟大革命”等作了专题探讨,丰富和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的理解和认识。

三是方法上呈现多维视角、交叉学科特色。有研究从政治学领域对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展开分析和解读,从法学角度探讨党内法规制度的相关问题,从历史学角度并置身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总结管党治党经验,从管理学角度分析制度治党的内在逻辑,也有研究在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来源时,从哲学角度探讨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由此形成了多学科、广视角、多维度的交叉研究,拓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的研究空间。


研究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中,跟踪其趋势,把握其方向,阐释其内涵,揭示其价值,是理论界的重要职责。

一是厘清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涉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在理论形态上自成体系,但面对如何在政治建设上突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在思想建设中凝聚全面从严治党的共识,在组织建设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功能,在制度建设上抓住制度治党的“脉搏”,在反腐败斗争中运用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免疫力”等问题,理论研究需要从党的各项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出发,突出重点,抓住本质,厘清关系,勾勒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的全新理论构架。

二是树立战略思维,拓展国际视野。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重要论述中包含着世界各国政党要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的内在意蕴,尽管有不少理论工作者给予重视,但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给予关注的研究还有待拓展和深入。其二,重要论述中有诸多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党治理现代化、执政党建设规律等重大课题的阐述和回答,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政党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相关理论研究仍然需要“深耕细作”。其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重要论述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经典语句,并赋予其新表达新内涵。从这个角度来看,展现重要论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流,并在世界政党比较、政治文化比较中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于国外学者关注和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是理论界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自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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